杨正文先生与你探讨前现代社会文化逻辑的延续

讲座伊始，杨正文先生解释到本次讲座的主题来源于今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。杨正文先生以美国作家罗芙芸《卫生的现代化》一书引出第一个话题“卫生”，再结合英国作家玛丽・道格拉斯的作品《洁净与危险》从四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“卫生与中国现代性”这一观点。为了让同学们能更清晰地理解“卫生与中国现代性”这一观点，杨正文先生用两个例子进行具体描述：以“可吃不可吃”的例子，说明了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卫生观念的不同，从而可以总结出卫生也是文化分类的概念；又以奥运会、成都体育场馆建设的例子，总结出卫生与国民身体建构是密不可分的。

紧接着，杨正文先生开始进行第二个话题“遗传与歧视”的讲述，并且提出“遗传与传染是一种古老的传播观”的观点。杨正文先生用他苗族人的身份为同学们现身说法，其中讲到两种遗传：一是疾病的遗传，比如麻风病等；二是行为的遗传，比如偷盗行为、自杀行为等。在前现代社会形成的规则下，这些遗传在苗族社会里都是受人歧视的。然后，杨正文先生谈到了与“前现代社会”相对应的“现代社会”，引出“现代社会的风险应对中的歧视”这一话题，杨正文先生以2020年新冠疫情作为例子，展示了一些疫情期间民间与政府应对的做法图片，以引出“灾难事件、不确定性的社会传播方式是谣言”这一重要观点。

然后，杨正文先生提出了前现代社会的风险应对逻辑：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。并以苗族放蛊为例讲述，引申到现代社会的“蛊”文化现象。“蛊”文化现象的人类学解释有三种：第一种“蛊”是人类共有的社会紧张舒缓机制——替罪羊；第二种“蛊”是人类社会共有“集体迫害心理”体现——迫害“异”群者；第三种 “蛊”是“群体饮食”个别中毒事件的“群类”逻辑指认。接下来杨正文先生提到传染病、污染事件或食物中毒等作为一种不可决绝的社会事件，几乎存在于所有民族中。之所以选择用食物中毒来解释放蛊，是因为当时的人不划分个体差异仅按大类来分，从而造成食物中毒。

最后，杨正文先生用苗族“放蛊”者和二战前一些原始部落杀人祭祀来求平安的例子，来阐述面对突发状况时，社会歧视会演变为社会区隔、忌讳及撕裂的一条“隐形”的社会规则，这种规则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相互包容。再结合今年的新冠疫情，即使中国体制机制很大程度缓解了社会紧张，但由于其突破了原有的医疗知识体系，社会恐慌仍避无可避，最终造成了社会割裂、国家之间相互猜忌的局面。

在提问环节，来自汉语国际教育的果露同学，向杨正文先生请教了“在前现代社会应对逻辑中，应怎样理性面对”的问题；来自网络与新媒体二班的李明鑫同学，提出了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，金钱、地位的突显会对苗族风气产生影响吗”的问题。杨正文先生耐心地解答了两位同学的问题，也让在场的同学们对前现代社会文化逻辑的延续有了更深层的思考。